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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社会经历了几千年以消耗物质资源、破坏环境、造成生态失衡为生存和发展条件，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终于迎来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发端，这对全人类都是曙光与希望。

　　知识经济是人类社会解决生存发展中资源不足、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的唯一出路，能否使我国由资源经济尽快进入知识经济，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亡。

　　哲人曾将充满矛盾与斗争的阶级社会称为史前社会，将已走进工业文明阶段的人类称为裸猿。哲人的思考是大宇审观。纵观人类社会几千年，一部文明史，也是一部改造河山史，更是一部对地球的野蛮掠夺史。人类在沾沾自喜于辉煌成就时，已将自己推向了生存的危机。一边是人口无节制的狂生，一边是资源趋于枯竭、环境日益恶化，千疮百孔的地球已经难以负担人类的生存，而以智力资源为依托的知识经济，成了人类社会解决资源、环境、人口矛盾，实现生态平衡，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点点物质，加上了智力成果，便产生了神奇的效力和强大的价值。美国目前500家大企业，几乎都是高科技。其占有物质资源的总和，怕也抵不过曾称雄世界的汽车大王、石油大王、钢铁大王的一个企业。把微软的全部硬件收到一处，能装几车船？巴掌大的一个光盘，几乎存得下一个图书馆，人们又何必为制造纸浆而疯狂砍伐森林、污染水源？快要山穷水尽的人类，应从这里边悟出道理。

　　一个民族，有没有决心和能力进入知识经济，不仅干系自身生死存亡，也是一个民族的基本觉悟，是一个民族自觉减轻地球负担从而减轻人类负担的大德之行。这种文明和道德，已不再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条件下的价值标准和审美标准。长期以来，人类社会是以牺牲生存与发展的条件来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可以说，人类社会走向知识经济的过程，就是走向解放的过程，就是真正从自在走向自为，由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地球正在变小，空间概念正在发生变化。“地球村”的提出，使人类利益在矛盾中趋于一致，在趋于一致中产生矛盾。水土流失、森林大火、草原沙化、大气污染、臭氧层变薄，非洲的干旱饿不死欧洲人，但非洲的日益沙化却危害全球；亚洲人口的激增降低不了北美的人均收入，但却拖了整个人类的后腿。

　　用马克思的博大胸怀，可以定义为：人类中的任何一员，只有关心人类，才是真正关心自己；而关心知识经济，则是关心人类的未来。

　　即使我们以一个民族主义者的世界观，也必须认识到知识经济干系到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可以说，人类社会走到了今天，一个民族兴也在其、亡也在其。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机遇，也是最后的选择机会。

　　综合国力依赖知识经济，综合国力是国家安全的主要依靠，也是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在21世纪，综合国力的主要构成就是知识经济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武力已经不是打击和防打击的主要手段，航母、导弹、核子武器是高科技之树的必然果实。思想、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是更强大的武器。政权的巩固也必须依靠综合国力，意识形态的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机器已不再是唯一的保障。当一个国家停留在资源经济水平上，当资源已经再也无法荷载其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时，水必覆舟，说什么都没用了。

　　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的全新的经济形式，但是，知识经济绝不仅仅是电脑与软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与技术，它包括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

　　如果说社会结构是硬件，那么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为基础产生的治国方略、施政纲领、管理模式、政策原则则是软件。一个社会的结构，能够输入这种科学的软件，则社会便得以全面进步，生产力便得以大发展；反之，则遭到破坏，而这种破坏，是任何先进科学技术也无法弥补的。况且，在这种破坏下，也不可能产生先进的科学技术。

　　讲知识经济，总忘不了中国的令人忧患的资源，忧患资源是缘于忧患人口。错批马寅初，多生六个亿。六个亿！要多少中关村才养得起？六个亿！吃掉了多少历史性的机会？消耗了多少本应用来发展教育与科学的财富？什么样的微软、什么样的方正、联想，敢养这六亿人一年？假如我国现在六亿人口，假如不错批马寅初，假如……自古忠直之士莫不以忧患关怀天下。发生这令人扼腕叹息的历史性悲剧的时刻，正是全国上下赶超英美，下决心造原子弹的时候，不能说不重视科学技术。当一种社会性的、更大的无知和荒谬左右了社会的时候，科学技术是那样的孤立无助。改革开放20年来，尽管中国仍处于发展中，但这20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较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30年的发展是巨大的，这主要绝非科学技术的结果。如果没有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为代表的思想大解放，没有生产关系的调整，直至对上层建筑的调整，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中关村，没有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历史条件。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更加需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不论是理论掌握群众，还是群众掌握理论，都是极为必要的。

　　如果说科学技术以乘法的方式为社会创造财富，创新以几何的方式为社会创造财富，那么，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这个软件能与社会结构这个硬件“整合”到一起，则以裂变的方式创造财富和推动社会整体进步。纵观人类社会，从古到今，有过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而从未有过一科一技兴邦或丧邦。这种认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还将在相当长（50年？）时间里以资源经济为主的国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以国企为例，绝大多数好过的和难过的都不是因为高科技问题，而是体制问题、产权问题、经营管理问题、利益关系问题。毫无疑问，像我国这样发展中的国家，仅仅依靠高科技来与发达国家竞争综合国力，是很难实现的。但我们应看到，欠发达国家在为世界上的高科技产品提供了极大的市场的同时，也为更高更广意义上的智力资本投入提供了机会。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科学论断，其解决问题的对象是社会结构是否科学合理。论知识经济，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应该是最大的智力资本。治理天下，无论什么样的雄心抱负，一切忽视社会结构合理性之外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越是欠发达国家，在企业管理、经营运作、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越多，关于管理、决策、经营、战略、方法等层次的智力资本效应越大。总括起来讲，所有关于经济的真知灼见，都有广阔的市场。这种智力的注入，可以起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反之，由于缺少这种智力，也使得本应神奇的东西成了腐朽。垮掉的大企业，有多少是因为缺少高科技？又有多少大企业容不下高科技？对于欠发达国家，资源尤为宝贵。体制和结构不合理造成高耗低效，无疑雪上加霜。这样说，决不是否定或轻视科学技术在知识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恰恰相反，科学技术只有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时候，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用武之地。

　　我们关心高科技，就更应关心高科技产生的社会条件——极其繁荣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如果没有这种关心，我国就不可能真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对艺术品的仿造可以产生赝品，而对微软的仿造却连赝品都不会产生。只关注高科技本身，忽视或不敢于正视高科技产生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背景，有如缘木求鱼。我们不妨试想：假若比尔·盖茨生在中国，考上了北大或清华，读到了二年，好端端的名牌大学，十数载的寒窗苦读，一朝之间都抛了。比尔背着铺盖卷回到了家。如果这样不得气死他爹娘，也得气疯；爹娘不疯，也得把比尔逼疯。纵然爹娘包容了，左邻右舍绝不放过：这孩子学坏了，不是偷了东西，就是犯了别的事！纵然邻居放过了，治保会等等一系列“准政权”机构也得挂上号，每逢案发、重大节日、大会期间，重点人物……结果，一个人仅仅因为做了一种选择，一种与他人无关的选择，便进入了社会的另册。微软何来？世界首富何来？以关怀人类为出发点的几百亿美元比尔·盖茨慈善基金何来？包容、宽容、个性、人性、自由、自立……是比尔微软生长的土壤与阳光雨露。

　　工业经济发韧于西方，知识经济发端于西方，并非西方人天生一付科技大脑。我们总说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但在高科技上就是搞不过人家。毛病出在了什么地方？出在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上。这些东西产生于大脑，又操纵人的大脑。科学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输不进社会结构这个硬件，社会结构是扭曲的；在扭曲的社会构架下，科学技术的生长发展空间是极为有限的。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历史做出这样一种推论：如果没有欧洲文艺复兴，没有宗教革命，没有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就没有欧洲的工业革命，也就没有仿佛从地下呼唤出来的生产力。同样，如果没有华盛顿创立的目标、政体，没有杰弗逊伟大的人权精神，就没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美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也就没有比尔·盖茨们生长的条件。是美国产生了微软，不是微软在任意选择中选择了美国。

　　知识经济的产生是以个性的充分解放，以独立的、自由思想的自立的人作为基本社会条件的，没有单体的、具体的人作为独立的进步单元，知识经济是不可能的。

　　为了历史的进步，我们必须进行历史的反省：我们民族的创新能力与西方的差距是从何时拉大的？其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根源在哪里？传统教科书的盲目自大，回答不了这一系列问题。现在，我们不妨做一简要比较。早在公元前500年前后，整个人类的基本衣食住行问题解决了。照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看，人们开始考虑思想、文化、哲学、宗教、思维、艺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些问题了。这时，世界上产生了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东方思想家集团和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集团。这两大集团奠定了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基石，也产生了三个显著的区别。在东方，一、圣人之言一统天下，圣人与官方多为一体的；二、圣人之言不可辩、不可逆；三、圣人绝大多数是不懂自然科学的。在西方，一、没有圣人，只有哲人，哲人多在民间，因超前而被帝王所不容，哲人是非官方的。二、哲人是思辩中产生的，又是可以批判的否定的；三、西方思想家集团成员中绝大多数同时是自然科学家，尤其在航海、天文、数学、医学、机械等方面，有划时代的成就。以上三个差别，一直影响至今天。而到了今天，再以中央帝国的心态，宣称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儒教将统治全球，有如清朝皇帝叮嘱英国使者回去告诉英王好好种地一样可笑和可悲。官样的命题文章，绝无科学可言；非科学的、非经自由思想产生的各种学说、理论，可以使一些人成名成家，可以出获奖的成果，但对于解决危机，对于治理国家，非但无补，反而害处极大。近年间，一种莫名的冲动和狂傲情绪，汇集成一股动辄“可以说不”的高喊，这实在无法与爱国与民族自尊连在一起。能否说“不”，无需高声吼叫。你的综合国力强大，且又符合道义的时候，才可以说“不”，否则，你说“不”也是白说。这是稍有常识的百姓都懂的道理。什么叫民族自尊？面对现实，承认落后，发愤图强，痛心疾首的反省，这才是真正的自尊。

　　我们能向世界贡献诺贝尔奖得主这样的大科学家，却贡献不出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大师。因为大师必须是大思想家，大师的主要贡献不在一事一物，而在于专业以外的人能以大师的理论解释世界。一个不能为世界贡献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的民族，一个不能对全人类产生思维影响的民族，一个不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民族，是无法走向知识经济的。

　　邓小平理论是创造高科技产生的社会条件的伟大旗帜。江泽民同志关于科教兴国、以法治国的论述，是对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性贡献，也为中国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当全民可以大论国是的时候，一个民族便初步走向理性与成熟了，而这种理性与成熟，是知识经济之母。

　　高科技离不开创新，创新离不开创造性思维。当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停留在定势思维、平面思维、线性思维、命题式思维和非理性思维层面时，就不可能有创新。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一切具有突破的划时代意义的发明创造，一切对社会进步产生

　　过较大影响的理论、学说、主义、思想的形成，莫不是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逆向性思维、发散性思维、立体思维和多角思维的结果。一个人云亦云的民族，一个把千千万万人思维的责任推到少数人头上的民族，一个思维方式不具备基本科学条件的民族，创新只能是一种偶然，一种个别现象。盗版在极其沉重的打击着发明创造，假冒在消灭着千辛万苦培育出的名牌。一个民族如此热衷盗版和假冒，除了体制、管理和打击力度不够，更深层的原因是自身缺少创造力和想象力。思维方式的落后，决定了创造力和想象力必然贫乏。一个理性与昌明的国度，应该让所有的人都明白，除了法律和道德是不可以违反的，国家与民族是不可以背叛的。此外，除了死亡的回避和税收的逃离是不可能的，一切都是可能的。

　　当一个民族还存在思维禁区的时候，知识经济是不可能。在中国，思维禁区往往缘于意识形态的障碍。再也没有比为了意识形态而影响国力的增强甚至为了意识形态而损害国力更划不来的事情。意识形态的网罩只能束缚自己，绝对挡不住“战斧”巡航导弹，也罩不住贫穷与落后。大凡学术上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百花齐放，都是经济最繁荣、综合国力最强的时期。而凡是思想禁锢，甚至文字狱大兴之时，都是国运凋敝之际。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是思想大解放的10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执政的1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宽松自由的10年。依法制国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10年间也是新闻、出版、教育、艺术、学术最活跃的时期，是各学派成果最多的阶段。可以说，对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这比多积累些国有资产更有价值。

　　当一个民族存在思维盲区的时候，这个民族还不具备普及高科技的最基本条件。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先为人们划定思维禁区，有了禁区，就有了盲区，而这种划定禁区的主要方式，还不是不允许思考什么，而是限定了必须思考什么。比思维盲区更可怕的，是思维的误区。思维方式产生思路，思路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如果没有全民族的思维参与，如果没有对立思维，如果没有激烈的辩论，如果没有思想自由，如果以少数人的思维决定多数人的命运，思维误区就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后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过渡，信息社会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科技的、艺术的、国际关系的、民心民情的信息时时大爆炸。生产方式的多元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思维方式的多元化，是任何一个天才的大脑都无法容得下的，也是任何一个伟大人物都无法靠自己来应对的。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时候像今天这样不允许一个民族存在思维的误区。因为,整个人类将越来越依靠思维的成果生存与发展。

　　知识经济是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大解放，从根本上说，是对人的大解放。这种解决可以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个方面表述。就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由远古受自然奴役到工业社会奴役自然同时也受自然奴役——生态失衡了。知识经济将帮助人类实现生态平衡，从而不再受资源和环境的困扰。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自由思维是人类解放的最重要标志，信息社会使每个人都有权力对各种事物发出自己的信息，从来没有比知识经济更要求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管理国家和公共事务。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依法治国，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封建历史漫长的国家，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本身就是对世界人权建设的重大贡献。